净利首破百亿，比亚迪“断油”开挂******

　　特斯拉交出“史上最好”成绩后，稳坐“销冠”宝座的比亚迪也揭晓了2022年亮眼的一年。

　　1月30日晚间，比亚迪发布2022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突破420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望实现160亿元-170亿元，同比增长425.42%-458.26%。

　　这是比亚迪全年净利润规模首次突破100亿元，其中去年四季度净利润或超66亿元。2021年，比亚迪净利润仅为30.45亿元。停售燃油车后，比亚迪不仅再度扭转净利下跌趋势，更有望交出上市近12年(以比亚迪A股上市时间为基准计算)以来最佳年度成绩单和单季度净利润历史之最。

　　不过，比亚迪的价格区间和智能驾驶技术跟特斯拉还有差距。在业内看来，弥补上这些短板才能在荣誉宝座上坐稳。

　　1月31日，比亚迪高开。截至当日收盘，比亚迪A股报285.80元/股，上涨1.35%。

　　“销冠”上演翻身仗，净利至少涨4倍

　　比亚迪开挂的业绩是意料之内。

　　2022年前三季度，比亚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已达93.11亿元。若按公告预告数值下限计算，去年第四季度比亚迪净利润至少为66.89亿元。

　　自2011年以来，比亚迪净利润大多处于两位数水平，2012年一度低至0.81亿元。12年时间，比亚迪净利润曾6次出现同比降幅，其中2021年净利润为30.45亿元，同比下滑28.08%。

　　对于业绩超预期增长，比亚迪在公告中表示，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爆发式增长，公司克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及诸多超预期因素冲击，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实现强劲增长，推动盈利大幅改善，并有效缓解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自2022年4月官宣停产燃油车，比亚迪销量一路高歌猛进，以50余万辆的销量优势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

　　值得注意的是，若仅从纯电动汽车领域来看，2022年全年特斯拉全球交付131万辆，虽未完成其年初定下的150万辆目标，但仍比亚迪纯电动汽车多出40万辆，蝉联全球第一。

　　比亚迪的销冠优势，在于插电混动车型加持。根据比亚迪1月2日披露的产销数据，2022年全年累计销量为186.9万辆，同比增长152.5%，超额完成150万辆年交付目标。其中，纯电动车型91.1万辆，同比增长184%；插电混动车型94.6万辆，同比增长247%。

　　比亚迪在公告中表示，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消费电子行业需求持续低迷，导致产能利用率偏低，该业务板块盈利承压，但受益于海外大客户份额提升及业务结构优化，实现了业务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业绩预告发布后，多家券商机构表示看好比亚迪销量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

　　东吴证券研报表示，比亚迪销量持续高增，产能利用率提升，规模效应显著。预计2023年比亚迪单车盈利维持1万元左右。华西证券则指出，汽车业务量价齐升，比亚迪业绩加速兑现。展望2023年，比亚迪汽车销量预计突破300万辆，出口及海洋网新车型导入有望成为两大核心增长点。

　　国海证券研报提出，2023年将重点关注比亚迪“新品投放、产能扩张、高端品牌、海外市场、盈利优化”几大看点，并上调对比亚迪的业绩预测。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汽车行业高级研究经理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仔细看比亚迪的销量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是插电式混动车型，特斯拉只有纯电车型，而且比亚迪的价格区间跟特斯拉还有差异，二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竞品。“比亚迪的智能驾驶技术跟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弥补上这一短板才能真的在荣誉宝座上坐稳。”

　　发力高端品牌，比亚迪秀肌肉？

　　在比亚迪蓝图中，将形成比亚迪品牌(王朝网、海洋网)、腾势品牌、仰望品牌和专业个性化全新品牌的全新矩阵，覆盖从家用到豪华、从大众到个性化，满足用户多方位、全场景的用车需求。

　　1月初，预热已久的比亚迪百万级新能源品牌仰望揭开面纱。在发布会现场，仰望销售事业部总经理胡晓庆透露，仰望品牌将建设完全独立的销售渠道，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陆续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体验中心。

　　根据比亚迪此前披露的消息，仰望品牌定位高于腾势，售价区间在80万-150万元，旗下所有车型均标配比亚迪的最新“易四方”技术。

　　以“易四方”技术开拓百万级新能源市场，比亚迪正式发起产品升级和品牌向上的攻势。与此同时，随着仰望品牌的正式发布，比亚迪乘用车产品矩阵又添新“拼图”，旗下王朝网、海洋网、腾势品牌、仰望品牌四大产品矩阵已覆盖10万元至百万元价格区间，且各品牌车型价格梯度明显。

　　一位汽车行业内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仰望品牌的推出并不是为了走量，对比亚迪而言，更多的是向行业展示最新的技术。而除仰望品牌外，比亚迪还将推出一个专业个性化全新品牌，打造专业级产品，与用户共建共创，将于2023年面世。

　　“中国车市的高端需求总体较强，新能源的渗透率也必然达到较高水平。”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由于目前的进口车和合资豪华车在高端电动化表现较慢，因此高端市场自然有更具税收政策优势和产品优势的自主电动车的市场空间。由此，自主品牌电动车高端化潜力巨大。

　　“目前中低端市场已是一片红海，竞争非常激烈。豪华高端市场仍有发展空间，所以大多数自主车企将向高端豪华市场发起进攻作为企业的战略。”不过，中博联智库特聘专家、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认为，与其他市场客户群体购车时考虑的性价比、科技感等因素不同，豪华车用户群体不仅会考虑品牌知名度，还会考虑品牌的沉淀和积累等，这也是比亚迪目前进入高端豪华电动市场面临的一个挑战。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